(一)
蝙蝠的故事：蝙蝠碰见鸟就充作鸟，碰见兽就充作兽。人比蝙蝠就聪明多了。他会把蝙蝠的方法反过来施用：在鸟类里偏要充兽，表示脚踏实地；在兽类里偏要充鸟，表示高超出世。向武人卖弄风雅，向文人装作英雄；在上流社会里他是又穷又硬的平民，到了平民中间，他又是屈尊下顾的文化份子：这当然不是蝙蝠，这只是——人。
伊索本意是用来讽刺那些投机取巧企图八面玲珑处处沾光的“两面泒”“老油条”；钱钟书先生则由这个寓言反向思维开来，用来讽刺那些处处充“个性”标榜“另类”以显示自己特立独行的人们。
其实，不论是伊索本意也好，还是钱老先生的生发也好，我个人觉得如果只是作为人生处世的“技巧”而言，前者的“求同”“从众”，后者的“标新”“立异”都无可厚非，毕竟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权利，但关键是不能把这种“技巧”或者“手段”当成“原则”和“追求”，不能迷失自己的“本心”。
确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论是在官场、在职场、在生意场——要想立足，是离不开这样那样的圏子的，既然要进入圈子，就得入乡随俗方能与大家打成一片，比如别人身上全是泥，你怎么也得弄上点污泥在脸上，别人浑身散着臭，你想容身于此，怎么也得想法子抹点腥臊味，只有这样，大家才能信任你亲近你才能在内心里把你当作同类，像屈原“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傻瓜蛋儿，到哪辈子也不会活在污泥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所以他也只能找罪受最终自绝于世；另一方面呢，人要想“出位”想“成名”而不至于“泯然众人”，又必须得使自己与众不同，驴在羊群里方显其大，鹤立鸡群里方显其高，所以如果你在羊群里，你就必须把自己当成驴当成马当成骆驼——虽然猪鼻子里插大葱也最终不是象，虽然羊头上再怎么盘上角也不会变成鹿，但是为了“成名”，你必须这样做。
很多聪明人往往醉心于自己的“手段”，奔走于各方之间，长袖善舞明眸善睐上窜下跳老少通吃，似乎是手眼通天，却忽略了人生之中最本质的东西。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人说是智慧，有人说是油滑，姑且不论，但不管你说什么话，你得知道自己是人还是鬼，是人不怕，是鬼也不怕，怕只怕不人不鬼，明明是鬼，却硬要披上人的外衣。
《论语》有言：“巧言令色，鲜矣仁。”真理就是这么简单。
蝙蝠的最终结局很不妙：鸟类不要它，兽类也不要它，所以它只能灰溜溜地落了个孤家寡人大白天不敢出来，只敢在夜里出来盘旋。
寓言给人的教训很深刻：不管你怎么“作”，你永远不能忘记你自己到底是“谁”到底是个什么“鸟”，如果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失去了原则而出卖了自己的尊严，那最终很可能会“赔了夫人又折兵”，谁也不“鸟”你。
二
蚂蚁和促织的故事：一到冬天，蚂蚁把在冬天的米粒出晒；促织饿得半死，向蚂蚁借粮，蚂蚁说：“在夏天唱歌作乐的是你，到现在挨饿，活该！“这故事应该还有下文。据柏拉图《对话篇·菲德洛斯》(phadrus)说，促织进化，变成诗人。照此推论，坐看着诗人穷饿、不肯借钱的人，前身无疑是蚂蚁了。促织饿死了，本身就做蚂蚁的粮食；同样，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后偏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譬如，写回忆怀念文字的亲戚和朋友，写研究论文的批评家和学者。
此则寓言钱钟书先生做了自己的引申，借柏拉图语把促织与诗人联系起来，幽默风趣之间，既讽刺了那些见困而不助的“蚂蚁”们，又在轻松自如的笔触里流露机锋，捎带着讽刺了那些靠吃“死人”饭而活着的“批评家”和“学者”们。钱钟书先生不是刻薄之人，他也肯定不是与谁过不去，他这样写似乎只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某种看法——人立于世，最好还是有点真才实学，最终还是得靠自己——尊严是自己挣的，不是别人赏的，那牵牛花爬的再高，它也没有自己的骨头，一旦离开别人，它只能瘫在地上。
按伊索本意看，此文警诫之意明显。可我在想，那些饿着肚子却依然还在唱歌的促织们，不也是值得尊敬和关注的吗？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有多少促织一样的艺术家，他们长于唱歌而短于谋生，他们的“歌唱”就像璀璨的群星点缀了历史的天空，可他们却生活在穷困和病厄之中。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只顾了粮仓和钱库，只盯着房子票子和肚子而忽略了精神的文化的追求，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啊。
“文章憎命达”，有多少大诗人大作家大艺术家，他们生前确实就养活不了自己，一部《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最巅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古老东方文明大国的文明，可这鸿篇巨制的创作者晚年却是食不果腹，最终是留半部“红楼”抱病长终；还有那一生忧国忧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子美，再加上那个荷兰的以一朵向日葵而惊骇世人的梵·高……他们都是只会“唱歌”的“促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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