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只好如此了。”李丹崖叹息道。
“咱们在伏尔铿厂所建之铁甲舰，乃是给萨摩海军的，完工之时，咱们也刻意宣扬一番，让他们也难受难受！”许景成恨声说道。
“那是自然！”李丹崖笑着点了点头。
此时岸边人潮如涌，在拖轮导引下，一艘小山般的军舰喷着煤烟缓缓驶出港口，鸣响汽笛奔向外海。
“扶桑”号铁甲舰就此起航回国了。
由于日德双方都担心海道不靖，因此“扶桑”号上的日本接舰官兵为全员满编，武备齐全，并雇佣了100余名德国海军官兵帮忙照料，事前还商定抵达日本后这些德国官兵即乘坐德国商船返回，以免日久生事。
走向大海后，为节省经费和缩短航程中的入港补给时间，“扶桑”号挂起了风帆，一路出北海、过大西洋、经直布罗陀入地中海，通过新修不久的苏伊士运河驶入红海，最后横越印度洋开往南洋，沿途留下了一片赞叹羡慕的眼光。在得知“扶桑”号顺利启程回国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命令“扶桑”号沿途每到一港口都要向他和海军省汇报，以便及时掌握消息。
对日本海军来说，这是一次不平凡的远航，绝对是真正实力的展现，“扶桑”号还在海上航行之时，日本的各种报纸就做出了报道，举国上下对即将归国的铁甲舰殷切盼望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7月4日，“扶桑”号到达日本长崎，日本海军大辅中牟田仓之助亲自前往接收军舰，德国商船旗缓缓降下，崭新的日章旗跃上“扶桑”号的桅杆，日本由此向世界宣告了自己已经超越了乾国拥有了“亚洲第一”的铁甲舰。
在“扶桑”号从德国启程回国之时，乾国驻德国公使李丹崖便向北京的总理衙门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电报里详细的说明了“扶桑”号铁甲舰的吨位、武备等数据，并指出这艘日本铁甲舰的战力已然超过了乾国海军目前最强大的铁甲舰“龙威”级，立时在朝野上下引发了剧烈的震动。
9085年6月21日，大乾朝廷发出“海防筹议”上谕，其中明确指出：“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接着纯亲王宜瑄和直隶总督李绍泉各自上奏有关加强国防建设的奏折，是朝廷作出发动有关督抚进行海防筹议之决策的直接推动力。6月11日，纯亲王上《请旨敕议拓增船炮大厂以图久远折》，认为：“此次朝鲜变乱，我军游弋重洋，迅即平息，不过恃船坚炮利，而日本以船炮悬殊之故，非独不能海上交绥，即朝鲜数百里水程，亦苦难于渡涉。故尔愤发图强，节衣缩食购买铁舰，为我之敌。……惟念开铁矿、制船炮各节事虽重大，实系刻不容缓，理合请旨敕下内外臣工迅速妥议具奏，伏乞宸衷独断，期于必行，天下幸甚。”
继纯亲王上奏之后，李绍泉于6月17日上《仿照西法创设武备学堂折》。李绍泉在奏折中说：“泰西各国讲求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臣与津海关道周馥等筹商，暂就天津水师公所安置生徒，名曰武备学堂。”纯亲王和李绍泉两位重臣的奏折，并非涉及海防建设的全部问题，尤其是李绍泉的奏折是有关陆军将才的培养问题，但是，朝廷以这两份奏折为引子，发出了“海防筹议”的上谕。
6月21日朝廷发出上谕，强调“以巩固海防为主”，“著宜瑄、李绍泉、曾伯恒、林逸青、彭玉林、宜邝、丁雨生、张芝栋、穆图善、吴大澄”等朝臣和地方督抚就“船厂应如何增拓，炮台应如何安设，机械应如何精选”及“遴选将才、筹划经费”等问题，“各抒所见，确切筹议，迅速具奏。”，与此同时，朝廷将纯亲王和李绍泉的奏折，一并随上谕抄录转发有关督抚阅看。
6月21日朝廷发出“海防筹议”上谕，有关督抚遵旨纷纷具奏，各抒所见。综观奏折，筹议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五个方面。
第一，关于设置总揽全国海防事宜的中央领导权机构问题。这是“乙酉筹议”中的主要问题，也是督抚们认识比较一致的问题。
在之前彤光之交的“海防筹议”中，督抚们并没有议及设置总揽全国海防事宜的中央领导机构问题，朝廷最后决策：“派李绍泉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佑郸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夏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这种南北洋分头筹办海防的决策，在实际筹办海防进程中，暴露出畛域太分，事权不一等弊端。为此，朝廷于9083年在总理衙门机构中添设了“海防股”。不久，总理衙门又设想以沿海七省专设一“海防衙门”，“并各省水师船政、营制、炮台、海径、机器、饷需诸大端，均归一重臣经画。”总理衙门将此设想函告李绍泉。李绍泉于9084年3月10日复函总理衙门，明确提出设置“海部”，其理由是：一，“中土海疆辽阔，局势太涣，轸畛域太分，自非事权归一，无以联气脉，而资整顿”；二，“海防衙门”应改称为“海部”，因为，“海防二字，顾名思义，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以张国威而折敌情”；三，西方国家海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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